蔡襄（1012－1067），字君谟，汉族，原籍福建仙游枫亭乡东垞村，后迁居莆田蔡垞村，1030年（天圣八年）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号忠。主持建造了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跨海梁式大石桥泉州洛阳桥，蔡襄为人忠厚、正直，讲究信义，且学识渊博，书艺高深，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蔡襄书法以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

    蔡襄曾出为福建转运使，奏减五代以来丁口税。主持建造万安桥，全长三百六十丈。后知杭州任上卒。官至端明殿学士。工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为“宋四家”。楷书端重，行书温媚。著有《蔡忠惠集》等。字君谟，仙游县人，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生。世居仙游县枫亭驿，初务农，曾为泉州吏员。母亲卢氏，惠安县德音里(今后龙乡)圭峰村名士卢仁之女。蔡襄童年受到外祖父的严格教育。15岁参加乡试，18岁游京师，入国子监深造。天圣八年(1030年)，参加开封乡试获第一名。天圣九年登进士第十名，次年授漳州军事判官，任职四年。庆历三年(1043年)，蔡襄主持谏院衙署，遇事从不回避，奏疏忠诚恳切，大都关系天下利弊、一时缓急。他认为国家安危取决于人事，国君要知人善任、辨别邪正。由于有蔡襄这样的人直言敢谏，那些权贵心怀畏惧，多有收敛。庆历四年，蔡襄调任福州知州，庆历六年秋改任福建路转运使。蔡襄在福州见百姓患病不就医而向巫觋求拜，多为蛊毒所害，撰《圣惠方后序》，刊刻于碑，劝病者就医治疗，并采取措施，取缔巫觋，“禁绝甚严，凡破数百家，自后稍息。”蔡襄还撰《福州五戒文》，以戒除陋俗。蔡襄倡议官吏，发动百姓，从福州大义至泉州、漳州700余里的大道两旁栽植松树，荫庇大道，故民谣歌颂道：“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庆历八年，因父亲去世而离职。皇祐三年(1051年)，蔡襄回朝修《起居注》，参加政事。

    皇祐三年(1051年)，蔡襄回朝修《起居注》，参加政事。皇祐四年，迁任起居舍人、知制诰兼判注内诠。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知福州。在任上劝学兴善，传播医治蛊毒的药方，教育民众遵法为善，改变陋习，监督官吏深得民心。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蔡襄奏请减免漳、泉、兴三州身丁钱一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至和、嘉祐年间(1054年～1063年)，蔡襄两次知泉州，第一次自至和三年二月至嘉祐元年六月，第二次自嘉祐二年七月至嘉祐五年秋。蔡襄在泉州任上，首先整顿吏治。当时晋江县令章拱之贪赃枉法，蔡襄奏疏弹劾，把他革职为民。后朝廷发现这是冤案，蔡襄因而被贬。他又修建沿海州县城池，加强军事防备，教习舟船熟记水势，防备海寇。泉州城东郊有洛阳江，下游出海口江面宽五里，有渡口名万安渡。“每风潮交作，数日不可渡”，“沉舟被溺，死者无算”。皇祐五年(1053年)，王隽首倡建造石桥，蔡襄主持这项工程，费时6年8个月，至嘉祐四年(1059年)十二月完工，桥长360丈(折1105.92米)，宽广1丈5尺(折4.6米)，酾水(排水孔)47道，称名万安桥，又称洛阳桥。于是“渡石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为安，民莫不利”。

    洛阳桥建成后，蔡襄亲自撰写《万安渡石桥记》，刻碑立在左岸。此碑文章简约，书法遒劲，镌刻传神，被誉为“三绝”。蔡襄知泉州时期，连年发生旱灾，他调动民力，加强水源管理，制定《龟湖塘规》，制止用水纠纷。他任转运使期间又在郡南小乌石山访得一泉，通知泉州地方官好好管理，供民众饮用和灌田。治平年间(1064年～1067年)，晋江县令王克俊在摩崖刻“蔡公泉”三字以为纪念。嘉右四年(1059年)，蔡襄在泉州写成《荔枝谱》一书，分3卷7篇，内容包括荔枝的产地、生态、功用、服食、加工、贮藏、运销，介绍荔枝品种32种。　嘉右五年(1060年)，蔡襄奉诏还京，嘉右六年拜翰林学士权理三司使。嘉右八年，仁宗去世，英宗即位，正式任命蔡襄为三司使。这年蔡襄又写成《茶录》一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茶道，包括辨茶、煎茶、品茶等10个问题；下篇论茶器，包括制茶工具、饮茶器具等9件器物，生动详尽。史家说：“蔡君谟善辨茶，后人莫及。”

    嘉祐五年（1060年）秋，仁宗皇帝召拜蔡襄为翰林院学士权三司使，翌年二月赴京任，主管朝廷财政。此时，宋廷财政入不敷出，“积贫”已深。襄善于理财，“较天下盈虚出入，量入以制用。划剔蠹，簿书纪纲，纤悉皆可法”。不久，英宗继位，蔡襄撰《国论要目》一文，阐述改革主张，提出择官、任才、去冗、辨邪佞、正刑、抑兼并、富国强兵的改革方案。英宗不但不采纳，反而夺其三司使职。蔡襄在朝廷难于容身，请求外任。

    治平二年(1065年)，蔡襄出知杭州，拜端明殿学士后才去上任。治平三年十月，母亲卢氏去世，蔡襄护丧南归。治平四年八月，蔡襄在家中逝世，享年56岁，赠吏部侍郎，后加赠少师。葬在枫亭蔡岭，欧阳修撰《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乾道年间(1165年～1173年)，赠谥忠惠。庆元年间(1195年～1200年)，在洛阳桥南街尾建蔡襄祠。[1]后人在他墓前立柱题联云：“四谏经邦，昔日芳型垂史册；万安济众，今朝古道肃观瞻”。

蔡襄为官三十余年，不仅政绩显著，在科学文化方面也作出重大贡献，曾撰《荔枝谱》和《茶录》，是世界上最早介绍荔枝的专著，所创制“小龙团”茶，品质较“龙凤茶”更精。蔡襄精于书法，学虞世南、颜真卿，并取法晋人。正楷端重沉着，行书温淳婉媚，草书参用飞白法，为“宋四家”之一。传世碑刻有《万安桥记》，书迹有《书谢赐卿御书诗》和书札诗稿等。著有诗词370首，诗文清妙；奏议64篇，杂文584篇，收入《蔡忠惠公文集》。

古书记载

    《宋 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 ，所以传世作品较少。 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　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 “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

书法艺术书法史上论及宋代书法，素有“苏、黄、米、蔡”四大书家的说法，他们四人被认为是宋代书法风格的典型代表。“宋四家”中，前三家分别指苏轼（东坡）、黄庭坚（涪翁）和米芾（襄阳漫士）。宋四家中，蔡襄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他们书风自成一格，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蔡襄书法其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展卷蔡襄书法，顿觉有一缕春风拂面，充满妍丽温雅气息。其书法在其生前就受时人推崇备至，极负盛誉，最推崇他书艺的人首数苏东坡、欧阳修。苏东坡在《东坡题跋》中指出：“独蔡君谟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然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又尝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欧阳修对蔡襄书法的评价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欧阳修说：“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 年君漠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欧阳文忠公集》）黄庭坚也说：“苏子美、蔡君漠皆翰墨之豪杰。”（《山谷文集》）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论蔡襄的草书曰：“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存张旭怀素之古韵，有风云变幻之势，又纵逸而富古意。”《宋史·蔡襄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尤爱之。”许将《蔡襄传》说：“公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为人，其断章残稿人悉珍藏，仁宗尤爱称之。”朱长文《续书断》：蔡襄书颇自惜重，不轻为书，与人尺牍，人皆藏以为宝。仁宗深爱其迹……及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敕书之，君谟辞不肯书。

从以上三段记载中，可以知道，蔡襄书法从当朝皇上到普通百姓都十分珍惜。由于他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另外可以看出当时书坛的风气已完全转向了诗文尺牍，而书碑则被看作是一技夫役役之事，为士大夫所不屑为，甚至连帝王的敕命也已不能左右之。这与唐代以前的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不是一个开宗立派的大师。总体上看，他的书法还是恪守晋唐法度，创新的意识略逊一筹。但他却是宋代书法发展上不可缺的关纽人物。他以其自身完备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传世墨迹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墨迹多种，碑刻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及鼓山灵源洞楷书“忘归石、”“国师岩”等珍品。蔡襄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在书法史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中的“蔡”，应该是蔡京，只因其“人品奸恶”，后来人们用蔡襄取代了蔡京。这一点值得商榷。

水利贡献

蔡襄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并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今河南开封市）和杭州府事。 古今中外，论蔡襄者必先提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万安桥（洛阳桥），它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被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茅以升）。它的建成，是蔡襄的一个贡献，对福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福建文化蔡襄与洛阳桥 福建文化民间保护网 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唐后期起，泉州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北宋时泉州港湾区帆墙林立，百舰争流，中外商贾荟集，各地货物集散。然而，万安渡成了福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极大障碍，交通问题远远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万安渡建桥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

这万安渡并不“万安”，在暴风狂潮袭击下，经常发生船沉人亡事件，人们认为这一现象是“水怪”捣乱，故望而生畏。传说蔡襄跟随仁宗皇帝下江南，沿途不断为民请命，赈粮灾民，赈款扶贫，受到百姓深切爱戴。当他巡至泉州与惠安的万安古渡，看到水深流急，白浪滔天，每当涨潮时，更是波涛汹涌，游船摇撼，过往客人时有溺毙，不禁潸然泪下，当即又运筹建桥的雄心。他吩咐手下买来蜂蜜，在海岸上写着“君命蔡襄建造洛阳桥”。皇帝漫步至此，见蜜蜂拥扑地觅食，好不美丽壮观，凑近一看，朗朗诵起“君命蔡襄建造洛阳桥”。蔡襄听罢马上跪地领旨。皇帝被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分明在看群蜂排字，怎么会变成了下旨？这又是爱卿设下的圈套让我钻，爱卿戏朕也！蔡襄伏地力谏，吾皇恕罪，皇上金口玉言，怎能有戏于臣。蔡襄略施小计，使皇帝吃了哑巴亏。鉴于蔡襄爱民心切，也不十分计较。谕批他任泉州太守领款督建洛阳桥。蔡襄知难而上，挑起这副前所未有的重担。

九百多年前的科技状况，要建一座跨江桥梁，海神也惧怕三分。蔡襄面对放肆翻滚的大江，无法下椿，心如刀绞，一急之下头发白了一半。他拳拳爱心感动了兴风作浪的龙王。传说有一天，吕洞宾托梦对蔡襄说：“此事无需过虑，我给东海龙王写封信，让他停潮一天，就可以把桥基砌起来了。”蔡襄听后大喜，从梦中醒来，只见桌上果然放着一封信，上书“面呈东海龙王”。于是他在堂上问道：“谁下得海？”差役夏德海连忙叩见说：“小人便是夏德海，不知大人有何吩咐？”蔡襄一听大喜，便道：“你既下得海？那就把这封信面呈东海龙王吧！”原来这夏德海是他的名字，并不谙水性，下不了海，但上命难违，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夏德海领命回到家中，把下海投书之事告诉了妻子，其妻不禁失声痛哭，但也无可奈何，只得给夏德海置酒饯行。夏德海喝得酩酊大醉，昏昏沉沉来到海边，瘫倒在海滩上，被巡夜的虾兵蟹将发现，将其捉入龙宫，把信交给龙王。东海龙王与吕洞宾交情颇深，便让夏德海带回一信。黎明时分，夏德海从昏睡中醒来，看见有一封信，上写：“面呈蔡襄收”，急忙将信交给蔡襄。蔡襄将信打开，只见信中只有一个“醋”字。他琢磨了好一会儿恍然大悟，立刻下令二十一日酉时开始抢修桥基。原来“醋”字可拆为廿一日、酉。到了那天，果然海潮退落，水底裸露，桥工们昼夜施工，桥基得以牢固下奠。

这巨大的工程，朝廷拨款力不应支，蔡襄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身体力行，忍受家庭变故（丧子亡妻）的痛楚，在其母的支持下，把他家仅有埭田二百“捐一百六十石助役”。该桥共投资一千四百钱，却不用国库分文，都是靠集资募捐而来的。传说天庭这边发现蔡襄的壮举，就让观音菩萨下界助一臂之力。观音受旨下凡，先在岸上张贴告示：“某日有一才貌双全少女别具一格要在洛阳江上荡舟择婿，叟少不分，贵贱无欺，只要能够用钱掷中她身上，就嫁与谁。”蔡襄不识玄机，可从中得到启示，若能找一女子荡舟索银资助建桥，不正是一件好事。但是当时社会妇女从不涉足社会。能让谁去抛头露面出这洋相？无奈之下他只能“大义灭亲”，舍妻冒险。他把妻子认真化妆一番倒也美若天仙。购选一艘特大船只进行精心包装，船四周放上磁铁，充夫人的挡兵之箭。当蔡夫人潇洒地出现在江上时，人们认为是告示上的女子择婿，一时洛阳沸腾，上至官家子弟，下至平民百姓，两岸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把一串串银钱往她身上掷去，皆被强磁铁吸住。蔡襄神机妙算，早已森严壁垒，保护大贤大德的蔡夫人安然无恙。观音菩萨在云端看得真切，赞叹人间竟有这般奇女子。她怕蔡夫人万一有个闪失，马上脱下绣花鞋化作一艘大船，乘舟而至，人们神魂颠倒，转向新目标倾囊投掷。观音满载银钱驶向蔡夫人与她结为金兰之好，并把一艘银钱作为见面礼帮助建桥，而后消失在茫茫的云雾之中。蔡襄夫妇仰望天际，感慨万千，真是失道寡助，得道神助。

得此银钱，蔡襄力排艰难险阻，建成了洛阳桥。 蔡襄集思广益，与大桥建设者们一起科学地解决桥梁建筑及固基问题。他们先在江底沿着桥梁中线抛置了大量的大石块，形成一条横跨江底的矮石堤，作为桥墩的基址。然后用一排横、一排直的条石筑桥墩，这种石基的开创，是桥梁建筑史上的重大突破，近代称之为“筏型基础”。他并种海蛎以固桥基，于桥上下两侧滩涂上，植石以附蛎，以减缓江流速度，使不致动摇桥墩两侧基础。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学运用于建筑上的先例。桥成之后，蔡襄拟订了千古传诵的《万安桥记》并刻石立碑，它真实地记载了建桥情况和桥的规模。

“渡实去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全文共150多字，文辞极优美，同时它又是中国书法史上颇为著名的蔡襄书法珍品 福建文化民间保护网 植树绿化重农惠民f蔡襄曾组织人马，从福州始沿途栽植树至泉州、漳州，计长700里。它既可防止水土流失，又可遮掩道路，使过往客商在炎日酷暑之时，免受骄阳曝晒之苦。它成为洛阳桥的配套工程，此即《宋史》本传所说的“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一事。近一千年前的蔡襄已能注意到保持生态平衡，保护水土，确是高人一等。时人为此作诗赞之：“夹道松，夹道松，问谁栽之我蔡公，行人六月不知暑，千古万古摇清风。”

蔡襄在泉州积极组织群众抗旱，兴修水利，生产自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嘉祐三年（1058年），适泉州一地春夏之交久旱不雨，他特地三次带领官员到泉州飞阳庙祈雨，自责干旱不稔，是“郡守不德之故”。还写下《乞雨题西方院（有序）》：“年年乞雨问山神，羞见耕耘陇上人。太守自知才德薄，彼苍何事罪斯民。”他是以此举来劝告各僚属要关心民瘼，组织农民抗旱自救。不久恰好天降大雨，旱情解除，岁以大稔，王十朋因此赞他“爱民心有彼苍知”。 晋江龟湖塘可灌田数千亩。但是，沿塘百姓常为用水及管理维修堤岸等问题争吵、斗殴。加上土豪、无赖好事之徒插手搅浑，沿塘百姓冤冤相报，问题久而不能解决。蔡襄深入民间，详为考察，为更好地保护这一水利工程，加强排涝抗旱作用，以利农耕，相应加强相邻各乡林、黄、苏、郑、吴、蔡六姓的联谊，特制定《龟湖塘规》（后世称为《先宋塘规》），使龟湖有法可依。它明确规定六姓用水及管理维修问题，保证农田能及时得到灌溉。他在制定《龟湖塘规》时，按规定执行管禁，遇有重大违规者，则由陂首呈县府惩处。正因为有蔡襄的《龟湖塘规》在，龟湖塘维护了近千年，为濒湖农民流泽至今。据《晋江县志》载：“自蔡襄定塘规至明朝的五百年间，粮食产量往往二、三倍于他乡。”这是对泉州水利建设的贡献，后人因此为之立《德政碑》。 蔡襄卒于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八月十六日，享年56岁。时至南宋孝宗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其曾孙蔡洸事亲至孝，为曾祖父蔡襄逝时朝廷并无赐谥号，由他奏请于朝，赐蔡襄为“忠惠”，寓意谓：忠之实曰廉，公方正；惠之实曰遗，爱在民。为蔡襄芳名立下风范，彪炳千秋，而享誉古今，昭示后人，教仰先贤。

发展茶业

蔡襄是北宋一代名臣，他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也是茶学家。他为官清正，以民为本，注意发展当地经济，为福建茶业及茶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历史上著名的北苑御园，就是在建州，旧时又称建溪，建安（今在建瓯县）。种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唐代孙樵《送茶蕉刑部书》，书中记载：“晚甘侯”（唐代名茶中的一种）产于“建阳碧水丹山之乡，系月涧云龛之品”。当时建溪流域所产品茶统称“建茶”、“建茗”。五代时期，王审知在福建建闽国，北苑茶园成为专门生产贡茶的官家茶园。闽国灭亡之后，南唐后主李煜派官员专程到建安设立“龙焙”，监制“建茶进御”。指定专制“龙茶”。历史发展到了宋代。丁谓任福建转运使，监制御茶时，尤重御茶采摘制作的“早、快、新”。如“社前十日即采其芽，日数千工繁而造之、逼社即入贡”。由于采制甚精，在丁谓手中，北苑茶已誉满京华，号为珍品。

    到了庆历年间（1041—1048年），蔡襄创造小龙团以进，被旨仍岁贡之”（《熊蕃北苑贡茶录》）。《苕溪渔隐丛话》也说北苑茶大小龙团“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的确，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把北苑茶业发展到新的高峰，他从改造北苑茶品质花色入手，求质求形。在外形上改大团茶为小团茶、品质上采用鲜嫩茶芽作原料，并改进制作工艺。为之，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有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欧阳修对蔡襄制作贡茶有非议，但他不得不承认蔡襄制作茶业的工艺之精。蔡襄之侄儿、蔡京之子蔡绦在谪贬广西白州（今广西博白县）写一部著名笔记《铁围山丛谈》，文中对蔡襄在发展北苑御园茶过程有较为详细而客观的记载，这里肯定蔡襄负责监制北苑之茶制作精巧，形质至极，呼声最高还是“小龙团”的“密云龙”和“瑞云翔龙”。对于茶叶制作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的高水平程度，同时指出做茶要抓住季节“又茶茁其芽，贵在于社前则已进御”的新鲜感。可见“好茶争相品、盖因品质珍”。就蔡襄本人，对于建安之茶，他也在自己著作《茶录》中有专门论述建安之茶。其“点茶”条云：“建安斗试以水痕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同朝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也提到“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斗茶味兮轻醒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可见北苑御园茶在北宋时期极负盛誉。这些如此辉煌时期是得益于蔡襄为福建转运使时的监制而精益求精的创新工艺。这茶业发展功绩是不可湮没的。

苏东坡在著作《荔枝叹》中说，“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这首七言古诗，作为哲宗绍圣二年（1095年），晚于蔡襄在福建转运使二十五年，苏东坡正被谪贬在广东惠州（今惠阳县）。作者初次尝到南方甜美的果品荔枝、龙眼，极为赞赏，就差点儿将“荔枝”比作“佳人”。但作者能浮想联翩，不禁联想到汉唐时代进贡荔枝给百姓带来了灾难。在诗中作者揭示了由于皇家的穷奢极欲、官吏媚上取宠、各地名产都将进贡的弊政。他笔锋又一转，对当时宋代的进茶、进花一并作了深刻的讽刺。这首诗给苏东坡带来了许多声誉，但给蔡襄盖上了一顶“买宠”的帽子，这是不应该的。

总之，蔡襄在任福建转运使时，监制北苑贡茶在原有基础上有所争新。他先从改造北苑茶的品质花色入手，将“大龙团”改制为“小龙团”，提高贡茶的质量，达到“名益新、品益出”的技术革新、茶与茶艺术融为一体。蔡襄制好茶，致使苏东坡喜欢“龙凤团茶”，产生千古名句。“从来佳茗似佳人。”苏东坡应该感谢蔡襄有了好茶才产生出千古名句。蔡襄的督办，促进了北苑茶的发展。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种技术创新，使福建茶叶在北宋时期名列首位，应功归于蔡襄。蔡襄不愧是一位茶学家。

相关考辩

据方志记载，蔡襄于宋庆历五年 (1045)4月至庆历七年 (1047)11月，以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第一次任福州郡守）；庆历七年 (1047)11月至庆历八年 (1048)10月，升任福建路转运使；嘉祐元年(1056)8月至嘉祐三年(1058)5月，以枢密直学士、礼部郎中再知福州（第二次任福州郡守）。在福州担任要职的5年多时间里，“修复古五塘”是蔡襄的主要政绩之一，也是蔡襄研究的一个学术焦点。然而，“修复古五塘”的地点到底是在福州，还是在莆田（时称兴化军），或者是两地兼而有之，一直困扰着蔡襄研究者。事实上，古人对这一问题早有文献记载，也早有了答案。如果说福州的学者持第一种观点的话，还情有可原，比如肖忠生先生的论文《蔡襄对福州的贡献》。那么，莆田的学者持第三种观点的话，那就令人遗憾了，比如金文亨先生发表的《北宋名臣——蔡襄》和杨祖煌先生撰写的《蔡襄的业绩》以及蔡庆发先生出版的《蔡襄评传》等。甚至连莆田市方志委新编的《莆田市志·蔡襄传》也采用了第三种的观点 ，那就更不可思议，值得学人深思了。

其实，只要仔细查阅宋、明时期的福建地方志和有关史料，并进行认真分析和对比，就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首先，看一看宋代人的记载：

据梁克家《三山志》水利卷云：“嘉祐二年（1057），蔡密学襄命三县疏导渠浦” ；“嘉祐二年，郡守蔡襄从乐游桥下开，沿城外至汤门、琴亭、湖心，至北岭下去思桥，北出河尾船场，散入堘北、小浦、中浦、石泉、安国以北。”《三山志》是福建保存至今年代最早的一部地方名志，作者梁克家，字叔子，福建晋江人，南宋状元，曾入阁任右丞相，后出知福州府。由他主纂的《三山志》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历史价值，在方志界享有盛誉，受到历代有识之士的珍视。该志成书于宋淳熙九年（1182），距蔡襄逝世（1067）不到120年时间，应该说记下的史料是比较可靠的。在这本志书里，虽然未设蔡襄人物传，但记录了他第二次担任福州郡守时兴修水利的史实，却没有记载蔡襄在福州“修复古五塘”之事。

又据黄岩孙《仙溪志·蔡襄传》云：“蔡襄字君谟，年十八试进士，为开封第一人。天圣八年，登进士甲科，……十月，以亲老出知福州，遂为福建都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民田，又奏减闽人丁口税之半”。根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的统计，我国宋代修的方志约有700部，其中福建就有40多部，由于年代久远，宋代方志大都已失传，如今福建现存宋代的地方志只有《三山志》《仙溪志》《临汀志》3部，而《仙溪志》是如今全国唯一现存的宋代县志。作者黄岩孙，字景傅，福建泉州人，宋宝祐二年（1254）任仙游县尉。该志成书于宝祐五年（1257），距蔡襄逝世只有190年时间，况且仙游是蔡襄的老家，蔡襄传的史料也是比较可信的。

另据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公讳襄，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人也。天圣八年，举进士甲科，……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馆，出知福州以便亲，遂为福建路转运使，复古五塘以溉田，民以为立，为公立生祠于塘侧，又奏减闽人五代时丁口税之半。”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江西吉安人。他与蔡襄同朝为官，应该说同时代的人记下来的事情是更可靠的。

    此外，《宋史·蔡襄传》亦云：“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举进士，……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开古五塘溉民田，奏减五代时丁口税之半”。元代人脱脱编纂《宋史·蔡襄传》的材料基本上出自欧阳修的《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