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谈学风
读蔡元培《学风》杂志发刊词所感
——孟昭容／文
    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文章。蔡元培先生在文中告诉了大家一个真理，即：爱国你必须要懂得你的国情，同时要了解世界；要知道你是世界的一分子，要知道你这个国家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及应尽的责任。为此，蔡先生于1 91 3年到法国后，决定要筹办一个《学风》杂志，以使国人能按其意愿树立一个良好的学风。我想从蔡先生文中以下几点说明我在这方面的这一些看法和感受。
一、认识世界及时代的变化
    蔡元培先生这篇文章完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文章开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今之时代，其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乎？”之后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此全世界大交通之证也。”说明现在的世界已经变了，时代已经变了。文中第二段则说明这种变化的结果应是：“全世界之交通，非得以国为单位，为国际间之交涉而已。在一方面吾人不失其为家庭或民族或国家之一分子；而他方面，则又将不为此等种种关系所囿域，与一切人类各立于世界一分子之地位，通力合作，增进世界之文化。”
    这就是说，对于“全世界之交通”，是增进当今世界文化进步和发展应取之态度。在此蔡元培先生把世界文化上之交流沟通称之为“交通”。——在此再看我国近百年中，有谁这么深刻的认识这个问题呢？过去受人欺，尽是责怪“列强”，而我们自己又做得怎样呢？固守着自己这块祖传的宝地，既不看人家怎么强起来，也不看自己怎么会不强。政治上不求变革，科学上又不求进取，欧洲早已走出了中世纪，而我们国家却一直在中世纪徘徊。对于人民群众，外国人在屠杀，中国那些掌握国家生杀大权的人不也是在无情地屠杀自己的人吗？欧洲的国家领导人早已从神坛宝座上下来，而我们国家，不论是太后、皇帝、总统、大臣……都还高高在上，视人民如草芥，认为死了一批又生一批，算不了什么。准为官谁就是神，不管什么人上去，人们都得向他跪拜。这就是我们国家过去一贯的政治，一个愚蠢腐败的政治，一个永世不变的政治，不管其名称怎么换，其内涵如出一辙。
　　对于科学技术谁管？谁会认真地去管？谁又能认真地去管？只要能保住个人的权力，管你什么科学不科学。世界的进步，这些为官的是看不到的，也不想看，就是看到了，也会以种种借口给予否定，什么国情、民情、特色等等，完了，还是老子天下第一，最后来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些出头变革的人，就被视为叛逆，不爱国，要么赶出国门，要么给杀掉或关进监狱。这样一个国家怎么能够进步，社会怎么能够得以发展，更何谈其强大，负起推动世界进步的责任？
　　二、要自责
    蔡元培对那些无视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和条件，以及对世界应尽的责任的人痛心疾首。蔡元培先生在文中第三段不惜重笔说明了中国是怎样一个国家。说：“方今全世界之人口（指1914年），号千五百兆而弱，而中国人口，号四百兆而强，占四分之一有奇。其所居之地，则于全球陆地五千五百万方里中，占有四百余万方里，占十四分之一。其地产之丰腴，气候之调适，风景之优秀而雄奇，其历史之悠久，社会之复杂，古代学艺之足以为根柢，其可以贡献于世界之科学、美术者何限？吾人试扪心而自问，其果有所贡献否？彼欧洲人所谓某学某术受中国之影响者，皆中国古代之学术，非吾人所可引以解嘲者也。且正惟吾侪之祖先，在交通较隘之时期，其所作述，尚能影响于今之世界，历千百年之遗传以底于吾人，乃仅仅求如千百年以前所尽之责住而尚不可得，吾人之无以对世界，伊于胡底耶？且使吾人故退一步，不遽责以如彼欧人能扩其学术势力于生活地盘之外，仅即吾人生活之地盘而核其学术之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
    下面蔡元培先生列举了几件大事：例如：中国之地质测绘；
    中国之宗教博考；
    中国古物之系统研究；
    中国之学术史；
    中国古代之饰文；
    中国地理以科学之记录；
    西藏之地理风俗及古物之详考；
    近代辛亥革命原原本本之记述；
　　其他如世界地理，世界通史，世界文明史，世界文学史，世界哲学史，其中“莫不有中国一部分焉”。而结果是“疱人不治疱，尸祝越俎而代之”都是外国人干的。“使吾人而尚自命为世界之分子者，宁得不自愧乎？”
　　蔡元培先生错了，中国人不但不会感到自愧，而且还会说：这都是外国人为准备侵略中
国用的。不错，这不无一定的道理。但终究都是我们自己早应该做的事，而却让外国人捷足先登给抢着干了。
　　三、善良的蔡元培先生的劝慰
　　蔡元培先生过份地想，怕中国人深感自愧，还劝慰道：“吾人徒自愧，无补也”，要人们“无已，则亟谋所以自尽其责之道而已”。
    蔡元培先生引史，谆谆地在说明这个问题。“人亦有言，先秦时代，吾人之学术，较之欧洲诸国今日之所流行，业已具体而微，老庄之道学，非哲学乎？儒家之言道德．非伦理学乎？荀卿之正名，墨子之《大取、小取》以及名家者流，非今之论理学乎？墨子之经说，非今之物理学平？《尔雅》、《本草》非今之博物学药物学乎？《乐记》之言音律，《考工记》之占荀簴，不犹今之所谓美学乎？……”等等。也就是说，中国人并不笨，在公元前200多年以前，中国的创造就已经非凡了，到如今不是我们还经常以这些古代的成就和西方人称道吗？要改变自己现在的面貌，办法是有的。
四、要自省、要奋发、赶上世界的进步
    蔡元培先生接着往下说：
    “虽然，西人之学术，所以达今日之程度者，自希腊以来，固已积二千余年之进步而后得之。吾先秦之文化，无以远过于希腊，当亦吾同胞所认许也。”然而，“吾与彼分道而驰也，既二千余年矣。而始有羡于彼等所达之一境”。
    怎么办？蔡元培先生认为“循自然之公例，取最短之途径以达之可也”，不这样是不行的。如“舍此捷径”“苟使由是而彼我果有同等之一日，我等无益于世界之耗费，以非巧历所能计矣。”在此，蔡先生举了日本的例子，他说：“彼固取最短之径者也，行之且五十年，未敢曰与欧人达同等之地位也。然则吾即取最短之径以往，犹惧不及，其又堪迂道焉！”而在欧洲诸国所以能有同步发展，那就是“互相师法”，蔡先生说：“彼其学术，固不失为对等矣。而学术之交通，有加无已。”具体作法就是：
    （一）是办学术杂志，“一国之学者有新发明焉，他国之学术杂志，竟起而介绍之”；
    （二）举办学术讨论会，“有一学术讨论会焉，各国之学者，相聚而讨论之”；
    （三）“游学”。蔡先生说，那时欧洲“本国之高等教育既有完备之建设矣，而游学于各国者，实繁有徒。”除了派大批出国留学生，还有不计其数的到各国高等专门学术或大学的旁听学生。有些教员和学生乘假期还专为研究学术而到国外旅行。法国则更高一筹，为研究那个国家特有的文化，就直接在那个国家办学校，如在雅典设有希腊文史学校在罗马除设
有拉丁文史学校“以为法国青年博士研究古文之所”外，还设了一所美术学校，“俾巴黎美术学校高才生得于其间
为高深之研究”。
    蔡元培先生说：“学术同等之国其转益多师也如此，其他则何如乎？故吾人而不认欧洲之学术有价值也侧己耳，苟其认之，则所以急取而直追之固有其道矣”。
    蔡元培先生说：“吾人之吸引外界文明也，不自今日始”，也就是说早已有之。但那时多为哲学、宗教之研究。蔡先生说“佛氏之学，非不闳深，然其范围以哲学之理论为限。而欧洲学术，则科目繁多，一科之中，所谓专门研究者，又别为种种之条目。其各条目之所资以研究而参考者，非特不胜其烦，而且非浅尝者之所能卒尔移译也。且佛氏之学，其托于语言文字者已有太涉迹象之嫌，而欧洲学术，较之游学欧洲者，事倍而功半，固已了然。而况纯粹学术之译本，且求之而不可得耶？”
    所以，蔡元培先生最后肯定地说：“然则吾人而无志于欧洲之学术则已，苟其有志，舍游学以外，无他道也。”
    蔡元培先生上面的述说，中肯而又深切，但他怎么会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始终是把“政治”看得高于一切的，谁又管得了那么多！既使有些人出国留了学，回来又怎样呢？他们所学的那些高深的学问在我们这个国度能使用得上能施展得开吗？为此，即使到现在不也还是有许多留学生有去无返，成为人家精良的工作人员了。
    蔡元培先生太善良了，他是非常了解中国那些政客们之心的，在文中蔡先生也说了，“故吾人对于欧人之观察，恒以粗鄙近利为口实，以为彼之所长者抢炮耳；继则曰工艺耳；其最高者则曰政治耳。至于道德文章，则殆吾东方之专利品，非西人之所知也。其或不同于此类之成见，而愿一穷其底蕴，则又以费绌为言。”这一点，在今天我国已较过去有了进步，但对西方的政治，我们则仍认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至于道德吗，还是我们东方的好！那些知名度很高的大工业学者，不也还在说，将来的世界还是属于东方的吗？他们的认识和蔡先生的认识相距有多远，是显而易见的。原因在于他们把他们个人的意愿看得高于了一切，为此把东方、中国也就看得高于了一切。而蔡元培只不过是把中国人看做世界的一分子，人家能做到的，我们也应能做到，人家有好的东西我们就要学。我们要和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要共同担负起这个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责任来。我国在世界上人口最多，所占土地最多，理应在这方面做得更多才对！
五、树立一个好的学风，告诉国人真情
　　蔡先生或许是出于无奈，要办一个“学风”杂志，以告诉国人真情。因为他们“吾侪”己往返于欧洲多次，所见虽然“殆不逮万之一”，但就他们所见到的一点已较他们末去之前，对欧洲的认识，就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说：“方吾等之未来欧洲也，所闻亦犹是耳。至于今日，则对学海之闳深，不能不为望洋向若之叹。”为此，他们就非常地想把他们所见到一切，像“鹿得革草，以为美食，则呦呦然相呼而共食之。田父负日之暄而暖，以为人莫知者，则愿举而献之于其君。”那样急切地要告知国内同胞。他说：这也是出于“吾侪之良心所命令也。”蔡先生在此提到了“良心”二字，可见他当时想告知国人实情的无奈而又迫切的心情是怎样的！怎幺做到达二点，那就办一个杂志吧！又因为他们“人力财力之有限”所能报告于同胞的就他们所见尚“殆不逮百之一”，但他最后还是说“然而吾侪之情，决不容以自己”。则还是以“不自惭其弇陋”而办了此《学风》杂志，并为之写了这篇发刊词。
　　蔡先生文中几处都提到“吾侪”两字，“吾侪”者，原就是汪兆铭，李煜瀛、张继等人包括他自己。任1913年，蔡元培到法国后就开始与他们研究筹办《学风》杂志，1914年创刊号付印后，不幸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黎的中华印字局停业搬迁，这个刊物就没能办下去，这个发刊词则留了下来，被学者们收集到了他的文集中，成为传世之作。这篇文章就其意义而言，是具跨时代性的，文章从发表至今已有94年头，现在读来仍感到十分亲切，并有现实感。中国今天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是人口较过去增加了两倍，也倡导了改革开放，蔡先生提到的办法有的也用上了并做出了成绩，但总的来看与蔡先生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我认为，我们都应以蔡元培为榜样，从“良心”出发，时刻鞭策着自己认真做些真正有益于自己国家和全人类的进步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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